少数族裔不平等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历史遗留问题。历史上，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命运坎坷。而今，社会高度发达与极端不平等现象奇异共生，美国严重的贫富分化使少数群体处于更加不利境地。美国惯存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痼疾使少数族群生存日益艰难。美国借助社会精英话语构建并强化种族差异的社会认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维持结构性种族主义的社会实践系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两任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2005年和2017年提交的报告都曾指出，很多美国政客和媒体鼓吹有关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先天差异的谬论。这也是结构性种族主义在美国如顽疾一般存在的原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瓦雷纳指出美国在人权和少数民族问题上自相矛盾，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甚至将少数族裔视为外来威胁。近年来，美国多地爆发多起非裔和白人间的暴力冲突，很重要的原因是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系统性经济不平等。
　　新冠疫情的暴发扯下了美国粉饰平等的遮羞布。少数族裔、低收入群体、老人等陷入更为艰难的生存困境。美国劳工部前部长罗伯特·赖希曾指出：“美国是唯一缺乏全民医疗保障的工业化国家。许多家庭不愿去看医生，也不愿去急诊室检查，因为他们害怕会欠下大笔的账单。”由于美国没有给员工提供带薪病假，导致新冠疫情暴发时，很多本应居家的工人不得不留在工作岗位上。除此之外，美国为失业公民提供的福利在发达国家中垫底，补助金仅相当于一周的房屋租金、零用和水电费。在美国，新冠疫情迅速蔓延迫使普通民众陷入贫困。美国城市研究所报告指出，“超过30%的美国成年人不得不减少食物支出”。反之，美国亿万富翁的总净资产在疫情期间增加了1.8万亿美元。2020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拥有的财富增加了约4万亿美元，增量超过了最贫穷的50%美国人拥有的财富总和。
　　2021年3月，英国《卫报》报道，美国数千万极端贫困人口中约50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万人担心被驱逐，9200万人没有社会保险；一整代年轻人无力支付学费或背负高得离谱的学生债务；低收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富人少约15年。贫穷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死亡判决。
　　作为首要的人权，生存权以生命权和基本生存条件保障权为基础，内涵在于公民要求国家行使“有所作为”的权利。生存权的内涵致使其既可作为基础性权利，亦可体现为人权保护的最高追求，即公民基于自身安全得到保障而产生的对国家的信任和心境的平安。要产生并保持这种状态，就必须建立这样的政府——在它的管理下，公民平等地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生存权不得以任何理由被剥夺。而在当前的美国，由于收入限制、高昂的医疗费用、长期的实质性种族隔离和歧视、经济流动性下降，贫困人口和有色人种遭受了更大的冲击。低收入社区更容易感染疾病，死亡率更高，相对经济损失更严重，底层民众被迫在失去工资和危及本人与家属健康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曾经镌刻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的立国原则已成空话，美国结构性不平等的经济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财富鸿沟，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无情地戳破了“山巅之国”的迷幻泡沫。
　　面对日渐严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美国政客为保住选票，以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华等激进立场强行转移社会矛盾。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非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政治的深层矛盾和核心困境，还为政治极化注入了超大剂量催化剂，反过来将进一步加剧政治问题的无解。对于美国来说，与其热衷于收割他国、攫取私利、转移矛盾，不如反躬自省，关注如何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改善贫困阶层的物质生活，做大自身财富的“蛋糕”才是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关键所在。